一
中国历史上，六朝是一个社会动荡与思想解放并存的时代。由于魏晋玄学的兴起，清谈玄远、不拘名教、崇尚自然、表现个性、追求自由成为时代的潮流，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的建康（今南京）的婚姻风俗形成了许多特点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社会动荡，造成传统的婚姻六礼因过于繁缛而无法一一遵行，出现了一些新的婚俗。例如南朝时的共牢合卺之礼，即新婚夫妇共用一个牢盘进食，合卺即将瓠一分为二，夫妻各用其一酌酒。这种仪式在南朝齐时变得烦琐而奢费。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曾向皇帝进言去奢从简，曰：“夫人伦之始，莫重冠婚，所以尊表成德，结欢两姓。年代污隆，古今殊则，繁简之仪，因时或异。三加废于王庶，六礼限于天朝，虽因习未久，事难顿改，而大典之要，深宜损益。”“太古之时，无共牢之礼，三王作之，而用太古之器，重夫妇之始也。今虽以方示约，而弥乖昔典。又连卺以锁，盖出进俗。复别有牢烛，雕费采饰，亦亏曩制。方今圣政日隆，声教惟穆，则古昔以敦风，存饩羊以受礼，沿袭之规，有切治要，嘉礼实重，宜备旧章。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，以遵古之义。”提出要“婚亦依古，以卺酌终之酒，并除金银连锁，自余杂器，悉用埏陶。堂人执烛，足充燎，牢烛华侈，亦宜停省。庶斫雕可期，移俗有渐”。
从徐孝嗣奏文中可见，南齐同牢之礼杂器豪华，不合古时质朴之义，所以要求停用牢烛，废除金银连锁，以恢复合卺同牢的古朴之俗。
又如“拜时妇”“三日妇”之礼，今人邓子琴解释说：“拜时妇者，先时遇吉时，或拜新年，女以纱蒙首，来自男家，拜见舅姑，即算成礼。拜见后复回女家，以后随时即可迎去。”杜佑《通典》载：“拜时之妇，礼经不载。自东汉魏晋及于东晋，咸有此事。按其仪或时属艰虞，岁遇良吉，急于嫁娶，权为此制。以纱蒙女氏之首而夫氏发之，因拜舅姑，便成妇道。”可见拜时之婚、三日之婚是不按六礼行事的，只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种权宜之俗。
此外，六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不依古制的特殊婚俗。如却扇之俗，女子出嫁时，双手张扇自遮其面，与丈夫单独见面时才拿掉扇子，谓之却扇。虽为古礼所无，却在南方婚礼中有所流行。对于却扇习俗，南朝的诗文中多有反映，梁朝何逊《看新婚诗》曰：“雾夕莲出水，霞朝日照梁。何如花烛夜，轻扇掩红妆。”陈朝周弘正《看新妇诗》曰：“暂却轻纨扇，倾城判不赊。”又如催妆，本为北方少数民族婚礼习俗，南北朝时为中原汉族所吸收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建康一带的士庶社会，婚聘均重财帛。阮籍的侄子阮修因为家贫，到40岁尚未婚娶，当时的名士王敦等募钱帮助阮修婚娶，形成“时募之者，求人钱而不得”的局面。庾炳之嫁女向刘道锡索聘数百万。
这种婚聘重财货的现象，从当时帝王的诏书中也能感受到。齐武帝永明七年（489年）四月诏曰：“晚俗浮丽，历兹永久，每思惩革，而民未知禁。乃闻同牢之费，华泰尤甚;膳羞方丈，有过王侯。富者扇其骄风，贫者耻躬不逮。或以供帐未具，动致推迁，年不再来，盛时忽往。宜为节文，颁之士庶。并可拟则公朝，方供设，合卺之礼无亏，宁俭之义斯在。如故有所违，绳之以法。”齐武帝还自己以身作则，削减皇家嫁娶之礼费。
六朝时期为保持门第等级不同而施行士庶不通婚的原则。例如：东晋士族，琅琊王羲之之妻即高平郗鉴之女。另外，六朝时期江南近亲结婚比较流行。有的出于政治目的，有的囿于士庶不婚之界限，有的则系传统婚俗使然。孙吴就存在这样的情况。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徐夫人传》记载，孙权的徐夫人是吴郡富春人，祖父徐真娶孙权之父孙坚的妹妹为妻，徐真生子徐琨，徐琨生女为徐夫人。由此可知，徐琨与孙权为中表兄弟，孙权为徐夫人的表叔辈，高一辈。他们之间不仅是近亲结婚也是异辈婚。另外孙权之女嫁给朱据，朱之女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休，孙休与朱夫人为甥舅关系，即娘舅娶外甥女，同样是近亲加异辈婚。
南朝时近亲婚也不乏其例。据《宋书·袁湛传》记载，陈郡袁质（袁耽子）妻谢安女，袁质之子袁湛妻谢安兄谢奕的儿子谢玄之女，谢玄与袁湛属再从姑表，为近亲婚。
异辈婚在这一时期时有发生。异辈婚是指不受行辈所限而随意缔结的婚姻，这种婚姻往往造成伦理称谓的混乱。中国自古以来，人伦中长幼尊卑分得极清，从高祖到玄孙，几代人的亲缘及旁支都各有称呼。然而在婚姻关系上，除直系血缘关系的同辈、异辈婚被视为非礼外，旁系间的异辈婚在六朝以前就屡见不鲜，六朝时则更为盛行，尤其是帝室与世族的联姻，更是如此。
东晋时，庾冰的妹妹嫁给了晋明帝，而庾冰的女儿却嫁给了晋明帝的孙子晋废帝。东晋哀帝是孝武帝的侄子，而哀帝的皇后王穆之却是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姑姑。南齐时，琅琊王慈的女儿嫁给萧道成之子萧锋为妃，儿子王观却娶萧道成孙女吴县公主。梁朝张缵与梁武帝同辈，却娶梁武帝女富阳公主為妻。
以上所举都使伦理称谓形成困难，而六朝此种实例极为普遍。其原因一方面是同姓不婚，但却不禁止不同行辈之间的婚姻;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原因或门阀原因，婚姻在这里起着巩固政权和维护既得利益的作用，在某种意义上使婚姻联姻范围趋于狭小。
此外，早婚在六朝时期也颇具普遍性，孙吴、东晋、南朝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的早婚记载，帝王、贵族、庶民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早婚现象。
皇室中早婚现象尤为突出。如东晋安禧王皇后，14岁出嫁;孝武定王皇后16岁出嫁;荀羡，15岁时便与帝室联姻。南朝时，梁太宗简皇后王氏8岁出嫁，齐高帝刘皇后、陈世祖沈皇后、陈后主贵妃张丽华均为10余岁出嫁，宋前废帝公主12岁出嫁。庶民和一般百姓中普遍存在早婚现象。
六朝时期还比较流行指腹为婚的婚俗，其形式是双方父母在怀孕的时候即相约为婚，如果生下一男一女，待长大后即互为婚姻。《梁书·韦放传》载：“初，放与吴郡张率，皆有侧室怀孕，因指为婚姻。”
由于婚聘需要大量财物，大多数平民以婚聘为沉重的负担，另外连绵的战乱使人口剧减，社会需要增加人口，为此统治者往往为繁衍人口而采取强行婚配政策。《南齐书·海陵王本纪》载：“延兴元年（494年）十月诏曰：‘督劝婚嫁，宜严更申明，必使禽币以时，梅息怨。”这种强令婚配的政策，缓和了统治者因战乱丧失大量劳动力而产生的人口需求，对生产的恢复、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。
二
六朝时建康的丧葬习俗，从根本上来说，是基本符合传统规制的。从入殓到居丧，许多人都遵守礼制规定，完成对亲人最后的安顿。
但是，由于社会动荡、政权更替频繁等原因，又形成自己的特点，如重视葬地的堪舆、薄葬，以及通过信仰的归属感，形成部分新的习俗来平衡人们的心理，求得死者的安宁和子孙的发达等。
亲人去世后要举行招魂仪式，此举被称为“复”。《南齐书·张融传》载：齐明帝建武四年（497年），张融病卒，“遗令建白旌无旒，不设祭，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”。在治丧礼方面，对吊丧极为重视。《颜氏家训·风操篇》载：“江南凡遭重丧，若相知者，同在城邑，三日不吊則绝之;除丧，虽相遇则避之，怒其不己悯也。有故及道遥者，致书可也;无书亦如之。”
殡殓则是治丧礼的另一个重要礼俗，殡殓之后即成服，它是根据血缘、姻缘关系的远近亲疏来规定谁该穿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等五种丧服，当时对丧服的要求还是依礼而行的。
出丧礼俗包括堪舆择地、送丧等礼俗。堪舆择地古称卜兆宅，即通过占卜选择死者阴宅茔域。送丧礼尤其受到重视。王导是东晋重臣，他去世后，“及葬，给九游车、黄屋左纛，前后羽葆鼓吹、武贲班剑百人。中兴名臣莫与为比”。由于送葬极为费力费物，薄葬者便有反对送葬的。
汉末的战乱，使许多人看到了厚葬之墓被盗挖所带来的暴尸原野的惨境，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主张薄葬的观点。从王室到高官纷纷实行薄葬，形成了一个薄葬的高潮。张昭“遗令幅巾素棺，殓以时服”。诸葛瑾“遗命令素棺殓以时服，事从省约”。薄葬之制在晋王室基本上得以实行。东晋时“元、明崇俭，且百度草创，山陵奉终，省约备”。《晋书·礼志》反映此后一段时间仍然实行薄葬。除元帝葬其子琅琊悼王焕比较奢华外，皇室的丧事都较省俭。上行下效，大臣、豪富、名士实行薄葬者极其普遍。东晋之后，薄葬渐次减弱。
不过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之所以有人提倡和实行薄葬，是因为社会上存在厚葬。到了后期，厚葬之风又重新占据汉族社会丧葬风俗的主导地位。
最后是终葬礼俗。主要是指大小详的祭礼。小详祭在死者去世后13个月时举行，大详祭在25个月举行。
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知，六朝时在丧礼方面基本上是如礼施行的，即或有创新或异化者，也未动其古制。
六朝时期继承秦汉礼俗，基本上实行土葬。土葬墓大都以砖砌穹隆顶为主。因此，有人主张薄葬而反对用砖。刘高所作的《革终论》便说：“归于旧山，随得一地，地足以坎，坎足容棺，不须砖甓，不劳封树。”可算是比较彻底的薄葬论者。
但因为社会动乱、战争和天灾人祸使人口锐减，许多在战争中死亡者暴尸原野，于是无法施行土葬时，则变通处理。六朝时的葬法除盛行土葬外，还有鸟葬和火葬等形式。鸟葬也称天葬，是任由鸟啄食遗体或风化腐烂。正如《战城南曲》中所唱：“战城南，死郭北，野死不葬鸟可食。为我谓鸟，且为客豪。野死谅不葬，腐肉安能去子逃？”这是最为自然的天葬。又如火葬，在当时少数民族和高僧中流行。但在特殊情况下，汉族也有火葬。《梁书·侯景传》载：侯景叛乱后，建康城中死了许多人，积尸很多，“不暇埋瘗，又有已死而未殓，或将死而未绝，景悉聚而烧之，臭气闻十余里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，贼曳出焚之，宛转火中，久而不绝”。
六朝时期，建康地区有二次葬的特殊形式，即埋葬或暂厝后起柩再葬。六朝时期，二次葬俗在假葬、归乡葬和合葬中得到具体的表达。假葬是一种暂时的埋葬法，属二次葬俗，往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权宜为之。《梁书·沈崇传》载：沈崇“母卒……家贫无以迁窆，乃行乞经年，始获葬焉”。同书又载：刘苞“父母及两兄相继亡殁，悉假瘗焉。苞年十六，始移墓所，经营改葬”。这些都属于假葬性质的二次葬法。
归乡葬有属于一次葬的，也有属于二次葬的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鲁肃传》谓：鲁肃是“临淮东城人，生而丧父，与祖母同居……南到居巢就瑜，瑜之东渡，因与同行，留家曲阿。会祖母亡，还葬东城”。这大约是属于一次葬的。归乡葬表达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叶落归根的乡情观念。六朝时期归乡葬的盛行，与为宦他乡以及大量的人口迁徙流动密不可分。
合葬是一种在夫妻去世后埋入同穴的葬法，大部分合葬属于二次葬。《宋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东晋义熙四年（408年），刘裕夫人臧氏死于东城，葬于丈夫之乡丹徒，准备刘裕死后与之合葬。不过，刘裕后来做了皇帝，遗诏留葬京师。刘裕死后，臧氏的遗骨迁葬建康。六朝时期，夫妻合葬之风非常盛行。如刘备甘夫人从南郡迁葬至蜀与刘备合葬，孙权与潘夫人、步夫人合葬于蒋陵等。
葬地讲究风水之说在战国时即已存在，六朝时已经理论化，影响也极其深远。据《晋书·郭璞传》记载，郭璞精通五行、卜筮、堪舆之术，著有《葬书》，详细阐述了葬地风水的主要特征，如山要有来龙与方位，水要横行回绕，气有四势以卫，穴要有相水印木，土要细润五色，草木要茂盛，等等。并提出有五不葬之山。另外，对各种葬地禁忌，《葬书》也加以论述。
由于风水理论认为吉穴能致子孙发达，凶穴可导致灭族，故人们对祖先的葬地十分讲究，堪舆术流行，因而社会上有以图墓为职业者。《南齐书·沈文季传》曰：“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，父祖相传图墓为业。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，山中得金印，转相诳惑。”
南京地处长江下游镇宁山脉的丘陵地区，雨多而地湿，木质葬具容易腐烂，故墓地多在南面，位置多在山的半腰，墓室多用砖砌棺床、石棺床，并有排水设施。另外，墓地还要求做到顺风而逆水，地势高敞，四通八达，有龙虎之形，还要加以人工修垫，以求后代子孙官位亨通，爵禄高登。
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，六朝时期的墓葬在朝向、地势选择上皆有一定规律。